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

严歌苓2018-02-12 22:06:29

一天的断想



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气要在半小时后才会来。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地道的笨鸟,除了头一个飞出林子别无指望。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话铃,到午饭前,无论火警匪警我都是浑然。我在十几平米的空间踱步,像那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上班的人,还像一头心事重重、尽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驴。我极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极怕拾起那支笔,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进了练功房却极怕换上舞鞋,极怕把腿搁上把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一旦穿上舞鞋,我就会把自
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再也抡不动一下腿。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去领免费但需排大半天队的军用罐头呢?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


同时又懊悔得要命:在镜子前多站了几次;晚饭吃掉一小时,因为在会堂与人陷入了一个兴奋的话题;本来只看新闻却顺势看了个挺恶心的电视剧;原想学“托福”结果捧了本英文小说直读到睡觉。精打细算的一天时间全砸了,这个人貌似勤奋刻苦却仍是个浑浑噩噩的东西。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搞得本来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难与自己相处。


有人曾经跑来对我说:你呀,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他犹豫着,一面判断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对极了!”我立刻说。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话一下子没了揭露性。


接着我告诉他我从四岁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起码比当我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为一个中流名人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大量姿态,向自己和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让他位居中流。


一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这些成功的可能性里包括我被竞选为总统。”一个台湾少妇告诉我:“为了做一个最成功的太太,有时我都累得没有命了!”一个新加坡华人说:“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无数个人成功相加起来的。”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始终被教育着去尽量忽略个人成功,但面对着无论是相同人种还是不同人种,我都生怕讲不清。


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太偶然的事。编辑马马虎虎地约稿,我就嘻嘻哈哈答应了。但我心里却是十分当真的。至今我仍对任何编辑的约稿感到受宠若惊,包括那毫无诚意的。我所说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这事当真的编辑,他的马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过都是存心给自己留余地、留退路。这样我才认真干起来。什么事都是在你不知怎么干时干得特别顺手,三个月时间我就完成了《绿血》三十万字的初稿。这速度快得简直让我难为情。


我断定再甭想从自己脑子里榨出一个字的时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都凉了,手、脚、血液,包括胸前绑着的大热水袋。虽然我把日历、钟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午饭时间。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只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诸如突发性头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交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幸而它们都成了。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结构之整体,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阔的时候吃点水果。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


“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有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


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甚至她提出要来看我,也被我硬着心拒绝了。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实际上,我始终在自作多情。”我为这些词句流泪,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当我从国外回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把这归结为聪明。我却说:“聪明是顶靠不住的东西。”我真的这样想,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是顽强、坚韧。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记得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两包板蓝根。一时想起韩愈说的“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但愿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该;但愿有一日无数成功的个体相加成一个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来了。我也想歇下来,不阅读,不看英语,不做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想找谁聊聊天,想让谁用些散淡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


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非洲札记》

严歌苓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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