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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记(209)王洪文结识王秀珍

楼主:江苏银杏树律师事务所 时间:2018-11-16 23:53:16


王洪文结识王秀珍

 

上海延安西路二OO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在中国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1966年10月28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

 

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1934年11月17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1950年3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于活,以供养家庭。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1952年9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她只在十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1956年8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

 

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身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主任  苏福金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五分,两门四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1960年8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个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厂这家老纱厂。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她上中专之前,在1956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

 

不料,在1961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在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1966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1966年6月11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飙。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

 

一、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

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二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缜十厂不是像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于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1966年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同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像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骜不驯的造反派,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了作队之旗,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OO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厂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果真,10月29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土”聚集恭候了。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子一把火。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厂“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1月4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

 

当天,王秀珍领针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了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叫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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